新闻理想和那些拿新闻理想当饭吃的人

   在中国，一家媒体的聘任记者越多，就说明这家媒体具有更多的活力和竞争力。聘任记者打拼天下，他们沾了体制外的光，工作起来都是拼三郎，往往没有体制内记者更多的顾忌和担心，就实现新闻理想来说具有不可小估的力量。

  《南方周末》是一张曾经被过多地涂抹上“正义与勇气”色彩的著名报纸之一，一度以三十六计之“隔岸观火”战术，利用全国各地聘任的优秀记者，集思广益，“一招鲜，吃遍天”，从而得以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生存与发展，并影响整个中国。

  然而，这些色彩本应属于该报记者们的功劳，《南方周末》却自己为自己贴金受用——记者们的功劳似乎已经无所谓了。每年，该报主力记者三番五次的离职，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有来有往可以说成是报纸优胜劣汰的需要，但是，就连那些坚持着“正义与勇气”采访权的主力记者都流走了，“营盘”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看下列这些名单，他们都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正式聘任记者：李玉宵、曹西弘、方三文、方进玉、杨海鹏、翟明磊、林楚方、杜卫东、谢方伟、迟宇宙，等等，其中不少人是在受到报纸不公待遇，或与自己坚持的新闻理念相冲突的情况下，而愤然出走的。

  自1990年代以来，《南方周末》就是市场媒体中一个响亮的品牌，吸纳了全国各地比较优秀的新闻人，有过多次的辉煌。然而在今天，这个品牌却在日益消损昔日积累下的含金量，开始在发行上有衰败的迹象。据传该报内部新闻限制空前加码，做不到给要求公正待遇的记者以真正过硬的操作平台，于是优秀的记者们如翟明磊、杨海鹏、林楚方，只能说“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 他们坚称自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新闻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的。  

  不熟悉的人可能不知道，《南方周末》作为一张活跃在民间的新闻纸，他们的记者偏偏多以自由撰稿人，或者说以民间记者的身份出现在采访队伍中的。在安徽阜阳市，某县公安局长毫无顾忌地“真情告白”，前来采访“灾情”的《南方周末》记者所持记者证是“假的”，充其量是“采访证”。他的意思是说，《南方周末》这张大报的新闻记者待遇那么差，并不是每一位聘任记者都能拿到国家统一样式的记者证。由此可见，这些记者们外出采访遇到的艰难有多少——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有理由说你单位自制的采访证是假的，不是拒绝采访，、便是“无可奉告”。

  记者，一个无比光荣的职业，又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多数记者在工作中都会碰到因为自己是聘任记者而受到单位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曾经一度在深圳大学教书的方宏进，在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聘任为主持人以后，成为《东方时空》的元老级人物、《焦点访谈》的主力主持。可他依然是以往的身份，编制也不在中央电视台。如同中国人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活必须领取“暂住证”一样，他不是中央台正式进入的工作人员，就只能享受“长期临时”聘任待遇——仿佛让你进中央电视台工作就是一种恩赐，就别提待遇公正不公正了。为了区分正式与聘任人员的差别，他们手中的中央电视台出入证就有区别，别的新闻单位也有类似的现象。10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干了十多年仍“混不出头”的方宏进正式离别北京，出任上海东方卫视总策划和节目主持，并在屏幕上亮相。方宏进被称为老资格的“飘一代”，自称已经习惯“四海为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走南闯北惯了”，到了北京以后一直是个社会人员，央视没有进编制，目前在上海东方卫视虽然头衔多，也还没有正式签约。但聘任人员的本能就是“努力把工作做好”。这或许就是“飘一代”的最佳状态吧。话再说回来，如果方宏进真正拥有了中央电视台的编制，他还能够这么快跳槽吗？自由是自由者付出的代价，反之依然。

  编制永远是制度设计不完善造成的，更是中国新闻人的阵痛。在中国，暂时还不能说有真正的职业记者，记者多数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准公务员，有编制的国家给予理应获得的所有待遇，没有编制的只能靠干活吃饭——随时没有饭吃就走人，国家不养着。这些人，干多干少，绝对不一样，有的人可以月薪8000元，有的人只能1000元多一点。原因就是跑腿多，上稿多，编版多，获奖多，或者拉赞助多，回报多——个别的记者还拿红包多。这些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单位只是出了一个“名分”而已。但对于有编制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即使他们请假一个月，或旷工一个月，单位也不敢开除，人家正式员工，工资不能少一分，谁奈他何？在某个城市都市报，一个外地应聘的无编制记者，干社会新闻辛辛苦苦跑一个月，每天工作10小时，白天出入高级场所采访，晚间就躲到租来的房间里写稿子，这么辛苦，月收入也不过3000元。有一次采写的一突发事件新闻稿意外出事，被迫撤换掉——此时已经印刷出厂数万份。于是，责任永远是记者承受，经济损失也就加上记者头上，工资与奖金共扣除3000多元，就等于一个月白忙活了。如果这事让有编制的记者赶上了，起码基本工资可以保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区别，一般情况下，聘任记者随后可以找“理由”开除，而有编制的记者无法开除——即使开除也得留用，人家就可以赖在那里不走。

  其实，真正的职业记者要编制有什么用呢？看过青年导演贾樟柯编剧并导演的电影《小武》的人，就会想起剧中人物——戴着粗黑框眼镜的小武，只是个小小扒手，却自称是“干手艺活的”。对比记者，也是“干手艺活的”，高风险并不比小武差。每年国内都发生记者被打、被恐吓的事例，记者被报复的案件越来越多。同样是“干手艺活”的，仅仅因为在编与不在编，就人为地“一国两制”对待，能不伤聘任记者的自尊心吗？！新闻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对此弊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淡化编制，采取唯才是举的办法，合适就留用，不合适走人。要知道，常年吃大锅饭，处处让在编记者“旱涝保收”，只能说是培养懒汉记者，而不是培养能干的职业记者。

  再举一个简单的伤害聘任记者的例子。2003年底，每五年换一次新版记者证之前，国家新闻主管部门决定对新闻从业人员先培训，后发证，凭资格证书领取记者证。这下，并不是每家报纸的每位记者都可以得到这次机遇，浙江一些媒体的聘用记者抱怨，报社不愿意支付每人1000元的培训费，只能被“边缘化”、“靠边站”。还有一些媒体，明明有三十几位记者需要培训，而实际培训的不足二十人。培训是为报社增加了负担，但从中可以看到有编制的正式记者与无编制的聘任记者之间的差别，各种待遇和培训机会都是不均等的。对此人为的差别，被冷落的记者仅仅是表示气愤一下，如此而已，权在强势一方，弱势一方的聘任记者“翻不了天”。

  由于记者行业从业者达55万人之多，难免鱼目混珠，良莠不一，发生一些非正常现象被社会所责难。经北京圈内记者证实，在一些大的城市，每逢重要的会议和活动前，有关方面都会与媒体主管部门打招呼，谁是“刺头”就找谁麻烦，做什么事情都要学规矩点。具体说，比如为了创造国庆前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治乱治滥，往往先拿一“鸡”一“记”开刀。“鸡”是什么就不用解释了，属于“扫黄打非”的内容之一；而“记”就是大名鼎鼎的记者，什么“防火防盗防记者”，什么新华社记者红包、金元宝统统敢拿，什么“请吃喝、请嫖赌”，都是说记者的，所以记者在民间竟然沦落到与“鸡”相提并论的地步，不能不说是真实的“黑色幽默”。

  目前，记者的收入仍然不高，靠写稿子挣钱不能不说是辛苦钱。为了避开辛苦，也有记者学会走捷径。比如北京某家中央级报纸，有一名颇有姿色的女记者，知道靠写稿连打车费都不能赚回来，而是很快学会利用自身条件走捷径。她长期与某部门一“长”友好，经过一“长”的介绍，她又与某些富翁为友。据一些见证人透露，该女记者属于交际花类型，长袖善舞，据称“每晚给她五千块，她什么都可以干”。或许类似的女记者不在少数，或出于经济紧张的目的，或者处于高消费的需要，或仅仅以此为荣，关系也就随之越扯越多，欲罢不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她们没有记者这一通用的金字招牌，再长的袖子也舞不出这般“潇洒”来。

  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鲁迅先生说，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还有一位彭明先生说，食肉动物消化快，肠子短，所以凶猛，如狮子老虎豹子等；而食草动物消化慢，有时候还需要反刍，所以肠子长，性格比较温顺，如羊、鹿、兔子等。比起西方人种来说，东方人种不够高大，爆发力不强，但有灵巧等优势。说起两者的食肉习惯，东方人应该说肠子属于长型。由此类推，中国的记者属于吃草的，却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典型的高付出型记者，他们是拿新闻理想当饭吃的人。拿新闻理想当饭吃的人，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如世界报业协会2003年10月15日公布：2003年记者遇难人数已超上年。在2003年遇难记者人数已达51人，超过了2002年，与伊拉克战争相关的遇难记者人数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宗旨是保护报业利益，代表全世界1.8万家报社的世界报业协会介绍，16名记者在伊拉克战争中和战后遇难，7名记者在哥伦比亚被杀，6名记者在菲律宾丧生。2002年全年有46名记者遇难。此外，2001年记者遇难人数为60人，2000年为53人，1999年为70人，1998年为28人。不能不说，这个数字让人震惊，这也说明，各国各地政府和媒体必须为保护记者做得更多。　　

  美国著名报纸出版人普利策说，“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的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纸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在中国，尤其是当今在编记者与聘任记者的双重体制下，广大新闻记者们为了能够作到遵循普利策提出的新闻理念，拿新闻理想当饭吃，只能说：实现新闻理想的前路仍然是一个未知，漫漫长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