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小路与可爱的编辑

    十几岁时，我开始了投稿。那时在偏远的乡村，投稿只能到十里外的乡通过邮电所。我常常在这里偷偷地把自己的希望贴上二角钱邮票投寄出去，让她们飞到北京、南昌、九江，各大中小城市的报刊编辑部里，然后望眼欲穿。起步的写作，当然乏善可陈，都只是一些拙劣的模仿之作，显然难于得到什么的回音。但那时，我单纯而热情，依然爱在各种纸张上胡思乱想，依然要用稀饭小心翼翼地把信封封好，觉得这样写作、投稿是一种乐趣，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指望。其实也有不少外面世界的来信，只不过全是一些邀请函，不是让我参加笔会，就是告之我的某某大作有望入选某某书籍中，但都要钱，而且数额不小。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们，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注意到我这个偏远地区的穷孩子的。

    大概是上初二的某个假日，我们一家人正在稻种里干活，从大队里回来的表叔正好经过，他塞给我一个黄皮的信封。我迫不急待地用沾满泥土的手，拆开这个落款《江西日报》几个大字的信封。是《江西日报》副刊寄来的，里面是一张校样稿，还有一封编辑郑云云手写的书信。我记得已经给她寄过不下十次稿件了，她终于被我的坚持打动想选用一首，但终审时却给主编“枪毙”了。郑云云的意思是，寄一份印有自己大名的铅字校样，算是一种鼓励。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编辑来信，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这一首不成样子的小诗虽然最终并没有发表，但我觉得意义非凡，到现在还一直珍藏。

    到我上高中了，写作不仅没能给我带来好运，而且还让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前，老师和家里人都以为我能考取一个好些的大学，但结果我只勉强考上了省城一所普通高校。不管境遇如何，我心里始终放不下的是写作，是投稿。1994年，《江西日报》创办了一个子报《赣江大众报》，上面有一版“豫章园”，专门发表文学作品。我投了几次，都石沉大海。后来，我忽然想到自己也在省城，亲自登门送稿是不是更能引起注意一些？就大胆地去了。熊述隆是主管“豫章园”的编辑，他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水，还同我聊起了家常。原来，他年轻时曾下放到我的家乡劳动，对那里的草木和人情还有着深深的情结。我们更近了。最后我给他留下了几篇诗歌和散文，他说他会好好看的。他真的看了，而且还费心改动了不少。熊述隆是第一个正式发表我作品的编辑。他真是一个好人。

    但我的写作依然艰难，除了在小报上发表了一些不起眼的“豆腐块”外，大学里，我的作品更多的只能在校报上，在校广播站里露脸。到大学毕业时，原想着凭一些发表的作品到省城的编辑部里找一份差事，但都被现实一一无情地粉碎。2000年，我选择了北漂——北京，或许能给一个文学寻梦者机会。在西三环的一个地下室里，我写作、投稿，也偶尔带着一些自认为不错的作品冒味地登门自荐，但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一个人默默地战斗，换来的，还是住在地下室里，还是在为生计发愁。期间，也不是没有碰到好编辑。《中国青年报》下属的《青年时讯》有一个叫姜蕾的编辑，是一个热心人，她一次次地在她的版面上用我的稚嫩的稿子，而且稿费还能很及时地寄到；还有一个远在黑龙江《生活报》的副刊编辑李树泉，也是一个热心刊用底层作者稿子的好编辑……我和他们素未平生，却通过投稿看到了一个好编辑的全部善良和真诚。但这样的人太少，而且他们也在变动中。作为一个作者，我为至今还无法联系到这些帮助过我梦想的人而深感遗憾。这是个动荡的时代。

    现在我三十岁了，还一个人生活、挣扎在北京，还没有泯灭对文学的爱。随着阅历的增多，对文学的梦想我变得平和了，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既然我没有生得那种热衷“文坛登龙术”的小丑们的气质，那么我能做的，只能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读书、写作，关于未来，我不能奢求太多，努力过了，人生就不遗憾。